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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在北京大華城市藝術表演中心上演的《我是哪一個》，是易立明導演的“醫學的勝利”三部曲之一，由英國劇作家卡里爾·丘吉爾編劇。這是一部游走在謎題與謊言中、通過克隆人故事展現人類倫理困境的劇作。出于不明確的原因，父親薩爾特同意用大兒子的基因克隆了小兒子，不想進行這項醫學實驗的醫生私自克隆了更多的克隆體。當他們與同樣的自己遭遇時，戲劇發生了。
“遇見自己”，如果沒有孿生兄弟姐妹的話，那一定是一件令人驚恐的事兒。戲一開場，小伯納德即遭遇了這種驚恐。他遇到了“一群”自己。父親不得不告訴他——他是被用大兒子伯納德的基因克隆出來的。而父親只想克隆“一個”，未曾想醫生竟然偷偷克隆了“一群”。于是，謎題出現了：父親克隆兒子的動機是什么？父親的解釋是：大兒子四歲時與媽媽一起死于車禍，為了能再次“撫養”已死去的大兒子，他同意了克隆實驗。然而，隨著劇情的展開，父親的解釋越發不能自圓其說，不斷出現的敘事漏洞讓父親的動機撲朔迷離。
謊言就在父親動機的謎題中誕生，并伴隨解謎全過程。尤其當大兒子出現后，父親的克隆動機就更難解釋了。按照父親的說法，克隆的原因是因為大兒子完美。顯然，小兒子成了大兒子的替代品。那么，父親愛的到底是大兒子還是小兒子？恐怕不是小兒子。
然而，事實又并非如此簡單，因為大兒子并沒有死。大兒子揭穿了一個真相：媽媽并非在他四歲時死于車禍，而是在他兩歲時死于自殺。他四歲時，的確有一件大事發生——被父親送進了福利院。在大兒子對父親的質問中，新的問題產生了：既然大兒子是完美的，父親何不留大兒子在身邊？為什么要克隆一個小兒子，拋棄大兒子？從大兒子對童年記憶的復述中，我們發現，當年父親并沒有那么愛他。在他從媽媽自殺到自己去福利院的兩年里，父親基本無視他的存在。即便我們將父親的反常態表現看作是家庭變故的結果，而后試圖重新做一個稱職的父親乃源于懺悔之心，依然不能解釋父親的克隆動機。因為如果父親想要彌補自己失職的過錯，滿可以從福利院接回大兒子，何必再造一個小兒子？所以，父愛不是理由。就算是愛，父親愛的到底是哪一個？恐怕也不是大兒子。
父親愛的是哪一個？“我”又是哪一個？這是一個關系到個體的唯一性和價值感的問題。因為不斷的發現與否定，追問便尤為迫切。父親自我譬解的克隆動機被大兒子否定了。那么，父親為什么同意克隆小兒子？是否僅僅為了一個醫學實驗？如果是，這個醫學實驗對父親意味著什么？他從中獲利了嗎？劇作開篇，我們看到父親有強烈的“發財”沖動，有與醫生打官司的計劃，還生出一個克隆體值多少錢的設想，這讓他當初克隆小兒子的動機顯得極為可疑。不過，關于父親的克隆動機，劇作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。而是留下引人遐思的空間，在充滿漏洞的解釋與自相矛盾的事實中，讓難以解釋的謎題和解釋過程中的謊言，以糾纏不清的姿態共同指向克隆人類的倫理困境。
如果人類“遇見自己”，如何面對同樣的自己？每一個個體人作為“人”的唯一性何在？“一模一樣”與“不一樣”的分野是什么？當“新的自己”出現，“舊的自己”是僅僅被復制還是已經被替代？當生物界的自然進化規律被破壞，人類如何相處和自處？這些問題無一不關涉科學與倫理的關系。雖然作品并沒有直接去討論這些問題，但小伯納德的驚恐、大伯納德的憤怒，大伯納德殺了小伯納德后自殺的突變，已然顯示了這種困境的后果。但劇作家還覺得不夠。她又用第三個克隆體布萊克的維度顯示了另一種恐怖。身為三個孩子父親的數學老師布萊克自得其樂地生活著，絲毫不介意自己是克隆體。這種“無腦”狀態對父親薩爾特構成的刺激，甚至超過大小伯納德之死。因為放棄對個體人的唯一性、獨特性的體認和追求的布萊克，某種意義上已不具備“人”的本質需求與特征。這恐怕是克隆人類更大的倫理困境。
在謎題、謊言和困境中，《我是哪一個》的臺詞充滿隱含信息。人物間對話遮遮掩掩，閃爍其詞，欲說還休。父親和三個兒子間的相互試探多以半句話形式出現。他們要么會自己吞下后半句，要么話一出口即被對方打斷或否定。而他們又會不斷重復對方的話，只是經過重復后，同樣的話又會產生新一層意思。因此，劇作大多臺詞都富含了潛臺詞。半句話、停頓和重復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戲劇節奏。舞臺上，人物在你進我退間相互猜測；舞臺下，觀眾則在思索玩味中默默推斷。
配合劇情，作品的舞臺呈現既是寫實的，又充滿象征意味。雖然客廳、浴室的舞臺布景充滿生活實感，但每到換場，舞臺上小電視機里的畫面便富于深意了。從黑白到彩色，電視里循序播放出現代戰爭炮火連天、軍工企業制造武器、電氣化時代標志性發明、電子化時代科技成果、人類精子自由暢游等畫面，不由引起觀眾對于科技進步成果可否被濫用、被濫用的科技成果是否會反噬人類等問題的反思。劇終時，奔涌的白霧和冷色彩光制造的洪水滔天情境下，裝滿玩偶的浴盆緩緩升起，懸空停住。這個類似電影空鏡頭的定格，似乎在問：人類能否逃過劫難，走出困境，登上屬于自己的諾亞方舟？（谷海慧）
關鍵詞： 基因克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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